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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梦想照进现实

2019-12-05 03:01:35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核心提示:2012年春节过后,黄文保和工友们承包了一处楼房的木工活儿,和劳务公司约定好,先完成地下室的活儿,后接着做地上建筑的木工活。

2012年7月 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农民工刑事案件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研究机构对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6年到2011年191个农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这份沉甸甸的报告中有无奈,有辛酸,更有他们写给未来的最迫切的心愿

讨薪讨进看守所

今年二十几岁的黄文保,向记者讲述了他和工友在讨薪路上的遭遇。他眼神中的无辜和无助打动着在场的所有人。

2012年春节过后,黄文保和工友们承包了一处楼房的木工活儿,和劳务公司约定好,先完成地下室的活儿,后接着做地上建筑的木工活。

4月12日,当黄文保等人把地下室的木工活做完后,没承想,却被劳务公司单方面毁了约,他们不再将地上建筑物的木工活承包给黄文保所在的施工队,并要求他们尽快撤离工地,工资也并未按规定结算。

黄文保说,此次欠薪近二十万元,共涉及七八十名农民工的利益。4月24日上午,等待了十多天的工友们终于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准备去找当地镇政府解决他们的 欠薪 问题,满怀期待的工友们走到半路却被派出所民警拦回工地。

中午时分,劳动监察大队派来了两名监察人员到工地协调工资问题。觉得劳动监察员调解不公的工友们一时情绪激动,和两名监察人员吵嚷起来。

这时,一位劳动监察员就近抓住黄文保为组长的小组里一位工友的脖领。看到此景,情绪失控的工友们便上前和监察人员拉扯起来,拉扯过程中,这位劳动监察人员的上衣被扯破了。当地派出所警察赶来,当场抓走了黄文保等1 人。截至发稿,还有一名工友贺某以涉嫌 妨害公务罪 被刑事关押在看守所。

本来只是讨薪,现在却使一名农民工有可能被判刑。 谈及此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用了遗憾和痛心两个词。

农民工犯罪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他们原本满怀 出来打工挣大钱 的美好愿望进城工作,可现实情况是,城市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并且欠薪现象总有发生。这些农民工大多没有社会保障,面对未来,他们似乎看不到希望。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有的人近乎绝望,对城市社会产生不满情绪,轻则实施违法行为,重则走上犯罪的道路。

经济困难是犯罪主因

《报告》显示农民工犯罪排在前三位的是抢劫、盗窃和故意伤害。而关于农民工犯罪具体原因,《报告》明确为五类,其中经济困难是导致农民工犯罪的首要原因。

农民工肖某在打工的城市举目无亲,而其母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情急之下,肖某将公司仓库中的财物盗出出售,售得2 90元。更有一些农民工初到城市打工却因没有找到事情做,身上带的钱又花完了,就将手伸向了别人的口袋里。在被调查的115名犯罪农民工中因经济困难而犯罪的人数最多,有51人,占44. 5%。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副主任姚艳姣介绍: 因工作关系引发犯罪,是第二类犯罪原因。在工作过程中,农民工会与雇主、服务对象等产生各种工作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引发犯罪。

农民工孙某与 天价手机 案中郑州保姆的遭遇相似。他被拖欠工资4200元,多次催要,老板依然拒付工资。眼看春节临近,回家心切的孙某便趁老板熟睡之机盗窃其现金4500元,孙某被判盗窃罪。 这属于私力救济引发的犯罪。 姚艳姣表示,此类案件中,雇主往往存在过错,农民工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维权无果后,容易以报复的方式实施犯罪。

在工作关系引发农民工犯罪中,有一类被《报告》称之为 农民工职务犯罪 ,即农民工接受雇主安排从事工作,但其工作内容本身属于犯罪。如李某听从雇主安排,在小区地下二层参与盗窃通信网络器材,他听从雇主,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却没有清醒的认识。最终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涉罪农民工羁押措施比例偏高

我们调查10个省115名被援助的犯罪农民工,发现他们被实施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偏高! 佟丽华说。

报告显示,在115名犯罪农民工中,被拘留和逮捕的人数分别为109人和105人,拘留和逮捕的适用率高达94.78%和91. 0%,而被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分别只有10人和6人,适用率只有8.70%和5.22%。

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犯罪农民工倾向于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而不愿意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出于多重考虑。 佟丽华分析说,第一,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无法保证 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第二,采取监视居住的成本比较高,耗费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第三,对农民工适用取保候审,他们往往因为经济困难难以交纳足够的保证金,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保证人。

但事实上,对于可能被判处轻缓刑的农民工应当尽量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佟丽华说。结合刑罚适用情况和强制措施适用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89名被判处轻缓刑的农民工中,适用过逮捕或拘留的有86人,占96.6 %。特别是,在24名被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判处管制、判处缓刑的农民工中,适用过逮捕或拘留的有21人,占87.5%。

被判处轻缓刑的农民工曾经被大量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除此以外,我们统计中,监禁刑罚适用率为79.1 %,非监禁刑罚适用率为20.87%。农民工非监禁刑罚适用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过多地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和监禁刑罚适用率高,从部分案例中看,对农民工有失公平。

建议: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涉罪农民工更加弱势,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黄文保的工友贺某父母早亡,孩子只有1岁多,目前妻子一人支撑生活,非常艰难。姚艳姣表示,他们已经为贺某提供了法律援助,目前案件尚在侦查阶段。但因贺某为流动人口,他们两次协助其家属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均未获批准。《报告》提出建议 对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多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对农民工轻微犯罪的,多适用非监禁刑罚等。

《报告》还建议,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服务和保障力度,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环境;流出地政府要担负起对农民工开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责任;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劳动监管,对用人单位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惩治;对农民工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工作;工会、共青团及其他团体组织要发挥作用,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在大中城市建立更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组织;强化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等等。

《报告》显示,在115名犯罪农民工中,18岁以下的有71人,占61.74%;25岁以下的青少年农民工共有95人,占82.61%。

犯罪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文化水平居多。 佟丽华说,从1986年我国正式施行九年义务教育算起, 2岁以下(含 2岁)的农民工应当接受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但《报告》显示,在115名农民工中, 2岁以下农民工有10 人,,其中,真正接受过完整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不超过29人,占28.16%,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人数比例为71.84%。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完成情况很有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对 新生代农民工 犯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郭烁表示: 这一代农民工,就是长大了的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教育,直接越过家庭教育而进入社会,容易出现偏差,应加强教育引导。

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然而,这些 80后 90后 们与父辈不同,努力与城市拉近距离、让自己融入城市的梦想已然刻在了他们心底的记事簿里。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接纳为市民作出很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城市继续靠农村流动人群的廉价劳动维持繁荣和发展的余地将越来越小。因此,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最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一起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的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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